春节返乡记｜老家教会的短暂繁荣与教会的“属灵孤岛”困局
编者按：在华东某个乡村，当宏伟的新堂在乡村旷野中拔地而起，这本该成为复兴的记号，为何却成了无法使用的“沉默建筑”？本文作者以一名媒体人的敏锐视角，记录了2026年春节返乡期间的所见所闻，通过对他称之为老家教会的30多年历史变迁的细腻观察，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和警醒的现状：即便教会硬件不断升级、奉献金额日益增长，但若教会陷入“属灵孤岛”的怪圈，只顾围墙内的敬拜，漠视与社区的沟通和共生，便可能在处理公共事务、融入社区生活时，显得笨拙且孤立无援。
相信每一个漂泊在外的基督徒，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所“老家教会”。它曾是童年嘹亮的赞美诗，亦或长辈们虔诚的背影。然而，当汽车和高铁缩短了回家的距离，我们却发现，昔日灵魂的归宿似乎正在不断变得陌生。
在这个春节，笔者推开老家教堂那扇厚重的门，看到的不仅是短暂的人气“繁荣”，更是虚假繁荣背后那道被封锁的、难以言说的隐痛。
乡村教会的暮色，究竟是时代的必然，还是我们在某些环节上的失守？
“近乡情更怯”与老家教会
2026年2月14日，这一天是情人节。但对更多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来说，这一天更加特殊的意义在于——这是这次春节假期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伴随着高铁的风驰电掣，和无数归乡的人们一样，笔者也踏上了返乡回老家过年的旅途。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句名言出自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如果记忆没错的话，这首诗应该是笔者初中时学的。只可惜那时的笔者年轻气盛，虽然早早便把这首诗背诵了下来，却完全体会不到其中的意境，更体会不到诗中浓厚地消解不开的乡愁。
不同于宋之问对父母和亲人情况的担忧，如今已入不惑之年的笔者深深体会到的却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另外一面。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每次返乡对笔者来说简直就像做“贼”一样：尽可能避开街道上所有的人，无论是否认识，尤其是要避开村口扎堆唠嗑的“情报站”；从高铁站直接打车到自家门口，尽可能不被其他人看见；下车以后行李箱会拎起来而不是在地上拖动；到家以后尽量“深居简出”，不是因为内向，而是不想被人问起在外面的光景——有女朋友没有？有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工资多少钱？买房了吗？买车了吗？……
然而，返乡以后有一个地方却是笔者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那就是老家的教会。
走向落寞和萧条的老家教会
如果以笔者如今的眼光回望，老家教会其实从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老家教会无论按照怎样的标准算都很小——按照教会建筑来说，刚开始甚至根本没有专属的教会建筑，因此只能借用一个老信徒的家里来聚会；人数也不多，就算算上孩子和那些不太常来教会的信徒，满打满算也就四五十人。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下，老家教会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成长。教会从民宅中走出，村里开始建设专属的教堂。教会的奉献款不断增加，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奉献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变成现在的几百上千元。三十年以前年幼无知又充满好奇心的笔者曾经不止一次透过村里教堂那个木制奉献箱的投币窗口向下面张望——奉献箱里装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钱币，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一角、二角和五角的纸币。那个时候的老家教会，一年下来能够有几百块的奉献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无法与现在相比。
三十年前，老家教会的人数与今天相差无几，但信徒的平均年龄却明显更低。那时，即便条件简陋、场地狭小，聚会却充满活力：唱诗有喜乐，分享有人认真聆听，孩子的笑声与吵闹声常常交织在一起。
二三十年以前的老家教会，即便只算成人，平均年龄也远比现在更加年轻，更不要说那个时候的教会里还有一些不断成长的孩子了。那个时候虽然很多东西都没有，但是大家聚在一起非常开心，唱歌的时候充满喜乐。别说有人讲道了，就算只是有人站上讲台分享自己读经的心得，台下的人们也会聚精会神地听，毫不夸张地说真可以用“竖着耳朵听”来形容。
那个时候的老家教会，是积极向上的。
如今，老家教会在硬件条件上已今非昔比，无论奉献数额、交通工具还是建筑规模都远胜从前，但信徒整体却明显步入老年，聚会氛围日益迟缓和沉重。教会里不再有孩子的身影，聚会迟到和聚会中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成了新常态。
这么多年以来，老家教会门口的奉献箱还是以前那一个，只是以前的奉献箱还非常年轻，现在同一个奉献箱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准古董——颜色斑驳、坑坑洼洼，顶部的各个棱角被岁月的大手渐渐磨平。
曾经的老家教会或许贫乏，却在向上生长；如今的老家教会看似富足，却隐隐透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老人气”。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老家教会的短暂繁荣
去年的夏天，笔者因故需要回老家一趟。回去以后第三天是主日，吃过早饭以后母亲说：“我们一起去做主日礼拜吧，就在咱们村里教会（备注：即“老家教会”）。”
笔者大吃一惊——之前主日这一天都会去邻村的教堂做礼拜，那所教堂比较大，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可是怎么今天改成在自己村里做礼拜了？
经过一番询问才得知，原来那所教堂因为年久失修成为危房，不能再继续聚会了。年初的时候就被拆除然后重建了，现在已经快要建好了，预计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
这是好事啊！
这所位于邻村的教堂笔者曾经去过许多次。从幼年记忆起，这所教堂就显得有些破破烂烂的。能够继续支撑三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而且这所教堂的场地布置极其不合理，大概三分之一的聚会者都只能在讲台侧方聚会，无法正面看到讲台。现在这所“破破”的教堂总算被拆除重建了，这不妥妥是好事嘛？
于是，笔者就和父母一起，人生中破天荒地头一次在自家村里的教会参加了主日礼拜。
去到村里的教会以后，笔者惊讶地发现教会的人气出乎意料的高：原来不仅本村的信徒过来参加聚会，就连周边的村子里也有不少信徒因为本村没有教会而赶过来参加礼拜；原本老家教会根本是没有诗班的，但是现在因为好几个村的信徒都赶过来做礼拜，老家教会也就此有了诗班，而上一次老家教会出现诗班的身影，却还是将近二十年前老家教会刚刚建好新堂献堂的时候的事情了；和曾经老家教会门口“门可雀罗”的情形完全不同，现在礼拜天的老家教会门前称得上人流拥挤，教会内外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
邻村教堂的深层短板：在公共关系处理方面的能力极度匮乏
今年的2月14日，笔者带着家人回到了老家。这一天是周六。第二天，周日来了。
吃过早饭以后，又到了出发去教会做主日礼拜的时间。原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去建好的新教堂（备注：即邻村教会）仔细瞧瞧了，拆除之前的老教堂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可是建成的新教堂却一次也没有看过，甚至就连照片都没看过。结果，母亲却说“还是去村里教会聚会”。
听完，笔者不由懵住了：为什么？
笔者自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平时也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可是现在却实在忍不住了。
“邻村教堂建好了，也装修好了。可是具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投入使用。听人说，是因为教会没有和村里处好关系。”母亲如此回答。
礼拜结束以后，笔者找到教会的一名同工，从他的口里证实了邻村教会和当地确实存在关系不和的问题。而关系不和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却牵扯到利益纠纷——村里认为教会长年累月聚会，给村里带来了许多消耗和不便，却没有给村里带来任何利益，村里觉得“委屈”，因此“不干了”。
正是因为教堂建好了却一直不能投入使用，才出现了信徒只好分开就近聚会的情况。对此，挺多信徒还挺开心的，他们觉得就近聚会很方便——以前去邻村教堂聚会，骑车都需要三十分钟，可是现在在自己村里聚会，走路都用不了十分钟。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也压根不会注意到的是，这根本不是好事。虽然就近聚会的做法确实方便了一些人，但是这么做以后出席礼拜的总人数却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还相当大。更关键的是，好好的教堂建好了却没法投入使用——相当于根本没有这个教堂，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最要命的是，因为邻村教堂迟迟不能投入使用，关于教会的流言蜚语已经在当地传遍了，不仅是基督徒，就连很多不信基督教的人也知道了，这会对当地的基督教形象造成何等负面的影响？
老家教会的人气确实高了许多，但这种“繁荣”却并不值得称赞。因为这个繁荣是虚幻的、暂时的——这种人气的聚集并非因为复兴，只是“别无他法”之下无奈的“委曲求全”罢了。
教会“属灵孤岛”现象分析
邻村教堂明明建好了却迟迟无法投入使用，这种情况恰好揭示了当下许多中国基层教会尤其是乡村教会面临的深层短板：在公共关系处理方面能力极度匮乏。
长期以来，不少教会陷入了一种“属灵孤岛”（所谓“属灵孤岛”：并非强调教会与世俗保持分别，而是指在现实治理结构中与外部缺乏沟通机制）的怪圈，将几乎全部精力倾注于围墙内的讲台建设与内部团契，却对围墙外的社会动态与公共关系近乎“失明”。这种现象在这所乡村教会的遭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信徒甚至教牧同工关心教堂是否修得气派、装修是否精美，却忽略了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必须融入当地的社会治理结构之中，不懂如何做一个社会参与者。所以，当教会因“没和村里处好关系”而导致新堂空置时，反映出的正是那种“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被动姿态 。这种对外部沟通的漠视，本质是将基督信仰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抽离出来，试图在一个真空环境里维持所谓的“圣洁”。但其结果却往往是让本该成为祝福的建筑，反而成为了由于流言蜚语而绊倒众人的一道无形“门槛” 。
这种短板不仅体现在教会处理邻里关系或其他外部事务上的生疏，更体现在对“教会的社会形象”这一无形资产的大肆挥霍。当不信者对迟迟不能投入使用的教堂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时，教会内部还沉浸在“就近聚会”所带来的微小便利中，对外界的负面评价毫无察觉或无动于衷 。这种公共关系的缺失，使得教会在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时，往往显得笨拙且孤立无援。如果教会继续维持这种自我封闭的姿态，仅仅满足于内部的维持教会生活，而缺乏与社会共生、共建的意识，那么再宏伟的殿堂也终将因为无法彻底融入当地，而成为一座空有外壳却无法发声的“泥菩萨”。
当然，并非所有教会都是如此，也有一些教会在公共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比如某华东沿海城市的一所教会就很重视公共关系建设，经常组织公益活动，前几年疫情期间教会更是主动提供防疫场地和志愿者，周边邻舍和社区都对其评价很高。
笔者心语
如今，那座斥资兴建、装修一新的教堂依然在邻村的旷野中静静伫立。陪伴它的，只有旷野上自由的风，两者一静一动。笔者心想——这所教堂应该会很羡慕风吧，渴望像风一样自由。
它有着现代化的外壳，却因公共关系的僵局而陷入沉默。这份沉默是一声叹息，却也像是一声沉重的叩问：当教会的大门被现实的难题暂时锁上时，教会深处那扇通往社区、通往邻舍的大门是否早就被锁上？
信徒们在村中聚会点享受着暂时的便利，这确实带给人一种“繁荣”的错觉。但这种无奈之下的退守，不应只是彻底消散前的回光返照，而更应成为一次痛定思痛继而迎来新生的契机。
通往光明的可能性，或许恰恰就藏在这段等待的旷野期里。
正如许多先行教会所实践的那样，教会的本质并非仅仅是那座宏伟的建筑，而是那个能够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满足信徒与邻舍身心需求的生命共同体。当教会的围墙被关闭因而寂静无声，围墙外的服事却可以更有力。这要求我们尤其是牧者与领袖，必须打破“属灵孤岛”的幻象，学习放下身段，以平等和尊重的姿态进入社会正常的治理逻辑中。如此，原本冰冷的公共关系便有了消融和重建的可能。
2026年的这个春天，这座旷野中的新堂仍在等待。
真正的复兴，或许并不取决于那一纸手续何时办妥，而取决于教会何时能从“低头拉车”的狭隘和孤傲中抬起头来，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重新找回那失落已久、却又最为宝贵的——爱的见证。教会，应当要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山顶上的光。（END）
文/世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