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信徒走向天主教和东正教：转宗背后的信仰诉求与教会反思
摘要
这份纪实报道探讨了近年来国内年轻高知信徒及部分牧者从新教转向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改宗”现象。通过两位改教者陈凡与马莉教授的个人叙事，文章呈现了天主教礼仪的庄重性、圣礼的清晰界限以及古老灵修方式对现代人灵性饥渴的独特吸引力。对这一趋势，多位新教牧者认为，未必一定要通过改宗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此现象是推动新教深刻反思和自我革新的契机。真正重要的不是宗派的转换，而是对大公教会传统的重新发现，应以开放心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将教会节期、古老灵修传统等引入新教牧养，实现信仰的深层扎根与复兴。
“我一直把那个乳香的味道跟神圣联系起来。如果神圣有味道，它闻起来应该就是那个香炉里面的味道。”
2023年7月，南京石鼓路，23岁的陈凡第一次踏进天主教堂。在新教不成问题，这里却因穿无袖T恤被提醒要注意衣着，他非常不好意思，局促又紧张地模仿着半跪礼，点圣水、点圣号，站立又跪下。
展示弥撒内容的PPT上，教区主教牧徽和IHS（意为耶稣）标记令他心神激动。堂内两侧竖向排列的石柱子，稳重高大又极具纵深感。五旬节后教会进入常年期，仪式中吟唱天神弥撒，是一组拉丁语弥撒套曲。焚香味道盈绕整个空间。
“这几乎包罗了从视觉、听觉、嗅觉，整个感官的冲击，对我一个INFP（心理学人格测试中的一种类型，特点是富有诗意、善良且无私）来说还是蛮强烈的。”
两三次弥撒之后，这位父母是新教徒，十四五岁立志全职服侍的年轻人决定正式留在天主教，“这个地方的气质跟我更搭”。
陈凡的选择，并非孤立个案。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新教徒转向天主教或东正教的现象逐渐引起关注。2024年，美国福音派媒体《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指出，过去数十年间，新教徒加入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趋势持续存在，转教者中不乏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与宗教领袖。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报告显示，美国天主教新增信徒中，一半来自新教背景。同年，英国圣经公会一项调查亦显示，天主教在年轻群体中的认同度出现回升，Z世代群体中自认天主教徒的人数已达到圣公会信徒的两倍。2024年东正教研究学会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东正教信徒人数在过去几年间有所增加，其中65%来自新教徒。
在中国，这种流动尚未形成明确的统计趋势。南京教区主教座堂石鼓路天主堂的任神父表示，该堂每年只有个别改宗者，与之前没有区别。但他观察到，一些新教教会在礼仪、教会节期上在向天主教靠拢，而一些新教背景的信徒在接触天主教后，会被其礼仪的庄重性、传统的连续性和灵修方式所吸引。
虽然转教信徒在数量上并无明显变化，但与国际趋势一致，在中国大陆新教教会，对天主教和东正教感兴趣甚至转宗的人也具备高知、年轻一代、神学和灵性探索欲强的特征。
在国内知名高校教授哲学的马莉老师于1997年在新教教堂受洗，2006年4月改宗天主教。据她观察，“（改宗者）都是爱思考的信徒，喜欢追求信仰上更深刻地了解。”这类人群希望寻找到非常确定的原初信仰。在华中某地级市牧会的90后牧者吴祎牧师也发现，信徒中不重视理性与知识的人群，对信仰的认知相对片面，有信心却缺乏对世界的影响力，而“一些更注重知识、传承的人，会一步一步走向天主教”。
2023年到2025年，在我身边，有两位00后小弟兄先后转向天主教，在同辈人中，他们是智性和灵性上的佼佼者。而在短短三年走访中，我遇见五位80后和90后牧者传达出，他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浓厚兴趣和认同赞慕。让人不禁思考，这些转向和兴趣背后的原因，其所表达的信仰诉求和教会观察，新教教会又当如何认识和回应这些现象。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近两位转教者的生命历程，也聆听四位新教牧者的观察与反思，试图从不同视角拼接出这一现象的轮廓。
陈凡的故事
2020年9月首次接触“使徒统绪”概念，是陈凡转宗的开始。
2019年陈凡进入大学，加入学校附近专门服侍青年人的家庭教会，活跃在各个聚会点。同时，他开始内省，对这份信仰的坚持到底是出于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真正地皈依。大二初，为探求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其源头、经历和发展，他打开了据称最早的教会史——尤西比乌《教会史》，初次了解到使徒前往各大洲建立教会的故事，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对使徒传承的强调。在新鲜之余，他隐约觉得自己将走上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这并不轻松，“一旦牵扯到改教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感觉人生一下子失控了。”
按照规划，他在大学毕业后前往温州一家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将前往南方某个教会服侍或者继续深造。他深受神学院老师喜欢，但在探索中对天主教的愈加认同让他挣扎：“我觉得信仰的事情一旦放在眼前，就无法做出任何妥协。信仰已经大于我了。我虽然不愿意，觉得很惋惜，但没办法，与我的信仰、认知不同的，我做不到，我无法再去走那个生涯了。”
转教基于许多原因，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是对使徒统绪（神圣统治）和神圣传统的认识，同时，他在教会中与之相关的一些负面看见和经历也在推他离开新教。
在阅读《教会史》之后，他开始梳理使徒统绪。天主教强调，权柄来自基督，经使徒按手传递，形成可见的、有形的治理结构。相比之下，他所看到的新教教会最长不过几十年，有些教会和教派甚至因权力斗争或人情事故便自立门户。他认为：“不论在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我都追踪不到使徒，这条线非常薄弱。我感到自己已经不可挽回地正走向天主教。”
与吴祎牧师所说一致，国际知名转教者的著作对这些处在探索期的信徒有强大的作用力，尤其是19世纪原圣公会牧师，后改宗成为天主教主教的英国神学家约翰·亨利·纽曼。陈凡在阅读他所作《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论》中，逐渐接受与一般新教徒秉持的“唯独圣经”原则有所不同的“神圣传统”。天主教启示论相信，某些使徒传承信仰内容与《圣经》同源，具备同等权威，包涵早期教会礼仪、教父神学解释、圣礼理解、教义发展等，其中也包括圣母论。
同时，年轻一代的高网络触角和科技应用粘度让他在书籍之外，接触到国内天主教自建应用程序和国外天主教和东正教线上礼拜，逐渐尝试阅读思高本圣经，跟着应用程序练习点圣号，念祷文，听赞曲。
此外，因为对大学时期教会一次活动的思考，他更加接受了天主教对礼仪的认识。
在这个容纳上百人，被他称为“保守、孤立、隔绝、向内”的教会里，一次培灵会后，三位教会同工通过谈话判断某人是否“真正重生”，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三人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看着平时单纯热心的姊妹们因“落选”而哭泣，他对重生的判断标准产生疑问：“到底何为重生，谁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重生？”据他观察，这间教会的神学里，重生并不一定发生在领洗当下，而在此前或此后一个隐秘时刻，但天主教通过洗礼、坚振等圣礼，对信徒信仰重生和领受圣灵的时间节点具有明确界定。
在他看来，与新教表现出来的模糊不定相比，天主教礼仪和其内涵的教义所带来的清晰确定，对时代的吸引力合理正当：“当我们的时代走到一个太过自由、多元、相对的节点，会自然而然在下一代向传统反扑。他们会去寻找清晰的界限、清晰的规定、清晰的标记，会再次走向传统。”
与一般印象不同，强调理性认知并不意味轻视灵性经验，在陈凡的故事里，除了理论探索，两次属灵经历也是重中之重。
2022年底温州一家神学院，在长时间祈祷、思考圣餐论到底是变体论还是属灵临在时，连续两周他从牧师手中领圣餐时都感受到上帝亲自临在。当时教室的风如何吹向他，他历历在目，他的身体因太过激动而难以控制地颤动，以至于不得不跪着领圣餐。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见到耶稣是什么心情，那一天看见圣餐就是什么心情。”自此他接受了天主教的变体说，而使徒按手传承和圣餐祝圣，作为变体能发生作用的前提之一，也被更加印证。
期间他也曾尝试与同学探讨，但阻力非常。一位来自山东的大叔在课上公开指责他已走向异端。久而久之，他产生了这样的认知：“我明白你们在讲什么，你们主张什么，但你们不明白我主张什么，也并不愿意试图理解我在主张什么。”在这种他认为是“社会性失望”之后，再开口变得更不容易。一个学期后他选择退学。
第二次发生在2023年10月，他为参加徐家汇天主堂慕道班前往上海，在工作宿舍里每晚念玫瑰经祈祷，连续五天祷告中看到圣母形象。此前他只理论上认可圣母论，此后圣母对他来说成为了一个活人，一个关系的对象。
当时，他正处于即将改宗，面临个人未来完全转向和家人朋友的不解、压力之中，无法反驳的属灵经验，成了上帝对他挣扎的安慰和选择的肯定。
此外，如南京任神父提及，新教徒常被弥撒和教堂的神圣氛围所吸引，陈凡也是如此。2024年4月在徐家汇天主堂受洗时，他称赞仪式氛围“古典，神圣，神秘，壮观，是宗教场面的高峰”。他颇具摄影天赋，青少年时开始听古典乐，对他来说，“神圣艺术不是主菜，但绝对是配菜中最精致的那个奶油蛋糕。”
有同样兴趣的人不在少数，马莉教授也赞叹修道院中诗篇圣咏的优美、古老，聆听让人“整个人都升华了”。她认识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美籍华人，对待真理有非一般的执着，每早坚持弥撒，其从新教改宗的原因之一也是天主教的艺术。
以上所有因素被陈凡归结为“气质更搭”。我意识到，他并非有意简化这个话题，而为重申他对自己选择的认识。他几次强调，自己并非离开教会，或某个属灵团体，他认为“改教就像大学里转专业，不同教派就像同一所学校的不同专业，只是一个人的气质、思维、认可的世界观，在不同教派里有不同受众群体。”而他对历史、神学的认知，让他选择转向天主教会。
马莉教授的对比反思
同为改宗者的马莉教授，对传统教会和新教教会的观察讲述主要集中在核心教义、教会合一与分裂、牧者信徒个人见证以及灵修方式上。
与陈凡一样，教义认同是马莉教授改宗的基础，只是重点不在使徒统绪和神圣传统，而在罪与因信称义。经历专业训练、学术研究和教会生活，马莉教授认为新教对原罪、自由意志、因信称义的解释不足以解决她内心的困惑，而天主教的解释连贯系统，更具说服力。
“我个人觉得天主教作为2000年发展的信仰，它的整个教理是很完善的；而新教改革出现在一个抗争时期，它其实只是针对某个层面，在特定时期提出一些诉求，在有时候并不是内在自洽的。”
这些理论矛盾最终落在婴儿洗之上。2004年儿子出生，马莉希望他能受洗。几番询问下，一位天主教神父愿意为他举行婴儿洗。此后，为更好引导他，她自认应该系统学习天主教教义。恰逢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她便加入校内天主教堂成人启蒙班，十个月之后，她于复活节改宗。
“孩子能领婴儿洗，在我这儿是一个直接的动力。”她认为，既然强调得救全然在乎上帝，那么婴儿洗正是上帝主权在一个人得救与否上起决定性作用最明显最极致的体现。
同样，礼仪是另一个引力。马莉肯定天主教圣礼和弥撒仪式中的严谨、秩序和背后所体现的教会合一。
“礼仪绝非小和尚念经。整个礼仪非常严谨，有一个非常高的理性的宣告。”在她看来，新教崇拜较为随意，但天主教仪式固定，神职人员的念诵字字皆有深意，不任意改动，证道不会洋洒不止。对神父来说，最优秀的证道要在八分钟内结束，而要在八分钟之内讲述包括福音书、三四篇经文信息，还要联系现实，是默想和表达艺术的极大考验。
另外，全世界相同的固定程序，会让人在变化中遇见不变：“走到全世界的天主教堂，你一进去就知道在做什么，进行到哪一阶段。即使语言上听不懂神父在讲什么，但你知道他现在在表达什么内容。”这对年轻人具备吸引力，教堂不同，环境不同，但礼仪不变，它带来规范、节奏、秩序和稳定，带给人安定感。
这也是大公教会的体现。相反，马莉认为，她无法在新教教会看见合一的见证。
“如果跟新教的三个以上的牧师在一起，就不能再聊比较深刻的比较私人化的内容，因为他们会彼此提防。”她说。
她看到，教派分裂，特殊处境下教会内部的彼此防范，一线牧者经常遭受自己人的攻击。“这种不团结的事比比皆是，根深蒂固。这个人上去了那个人不服气，那个人上去了这个人不服气。”虽然天主教的主教制表面上看是等级制度，但“新教里面的等级制度更强”。
领袖层面的互相攻击会蔓延到信徒中，于是教会内部定罪层出不穷。
除了处境原因，她认为这与灵修相关，神父在牧灵的时候，“人格魅力更多一些”。据任神父介绍，修士在成为神父之前，一般要有十年左右的修道院生活，进入服侍会延续灵修习惯。按照规定，天主教神职人员每天必须要操练早课、晚课、时辰诵祷，大致内容为念经文、读福音书、默想、预备弥撒等，同时鼓励念玫瑰经和默祷。任神父现在每天平均灵修两到三小时。
活出见证的神父和修女，私交甚笃的天主教徒朋友，聊得来的团体也是她改宗的一个契机。一对老夫妻告诉她，虽然在教义上更加认同天主教，但不愿改宗的原因是不舍得新教教会里的朋友。马莉认为，教义和礼仪都重要，但最终能吸引人走向并最终留下来的，是可以舒服融入的有爱的关系的团契。
此外，马莉教授和陈凡都表达出，相比新教，更为赞同天主教的灵性培育方式。对陈凡来说，从小到大新教牧师讲道多是感悟和生活应用类，而弥撒证道中多是神哲学内容，后者对他更具吸引力。马莉教授则认为，新教呼召新人、培养慕道友的方式讲求速成快捷，认信较为肤浅，有些教会没有慕道班，有新人培训的一般只是一两个月；但天主教慕道班需要十个月，国内较短也有四个月到半年，期间系统学习教义、礼仪和祈祷等。
她也不适应新教祷告会、培灵会、奋兴会的灵修方式，认为这过于强调情感抚慰与即时回应，涵盖大量成功学有求必应式的见证，长时间又无效，“真的太累了”。相比之下，天主教的默观、耶稣会依纳爵灵修等方式，层层递进，有法可循，更为有效。
改教者的亲历讲述能让人看见在抽象概念后具体个人的真实挣扎和思考寻求。随着神学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中出现一些对天主教、东正教有更为深入研究的牧者，他们对此也有所关注，并将其与自身所观察到的教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反思，并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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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某一神学院任职的林夕老师认为，改宗者或出于对历史延续的信仰根基的向往，或追求解经和教义的清晰一致，但根本在于教会能否满足灵性需求。她说：“当他不足够满足灵性需求时，这个人将没有办法在浑浑噩噩的混沌状态中得到牧养，就会想要离开。”
对她来说，一些年轻人的改宗，更重要的是提醒当下教会反省自我的某些缺乏。相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中国许多新教教会存在明显的对罪的不以为然，和低效的灵性培育方式等不足。
在牧会和神学院任职期间，她发现教会面临属灵滞塞、倦怠的难题。生命稳定的同工日复一日坚持查经、敬拜、崇拜、服侍，但灵性上无法再进深一步；对教会委身与粘度不高的信徒，遇见困难无法在教会和牧者中得到有效指导，只得到“信心不足，信心软弱，不够努力追求”的答复，但还是苟延残喘着参加主日礼拜；更令人心痛的是从领袖到信徒都失去了忧伤痛悔的心，对罪不以为然，飘飘然地默许它的存在。
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多数教会曾寻求以下方式：依赖大量讲道，培训，故牧者常教导信徒“你要好好讲道，狠狠听道”；后来一度被灵恩派方式吸引，比如热衷现代敬拜和宣泄式祈祷，使用现场音乐、氛围、环境塑造个人与上帝的连接感。它快速直接，但致命的是，它无法持续，“氛围一旦停止，信徒离开这个场合，体验随之降低。”这无法形成长期有效的逐渐递进的深层次反思，灵修只是一时的即兴情绪化表达，无法长久在人心中形成稳定锚点。
在攻读博士研究教父学之后，她意识到这些表现背后是人论和罪论的认识不清。东方教父认为，罪不是意志缺陷的后果和外在行为的记号，而是灵魂深处与上帝关系的断裂。她指出：“当意识到这一点，这个人就向上帝最大程度地开放自己，上帝才可以深层地参与到他的灵魂里。对东方教父来说，认罪称义和成圣并非割裂，而是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他认罪有多深，生命就被上帝参与有多深，成圣的境界就有多深。”
她指出，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内，这种操练不仅体现在默观、静坐等灵修方式里，更融汇在崇拜和礼仪中，比如天主教进入教堂时要行半跪拜礼，领圣餐是信徒排队走近圣台去领，东正教亲吻圣像等。这种将个体信仰与感受外化呈现在行为和符号表达上，所形成的体验感极具吸引力，比如弥撒中一些繁杂仪式实则代表司祭认罪，然后再带领公众认罪。“这种可观可感的仪式把信仰的真道表现出来。道释放的方式，不再是用嘴巴，一个人在前面讲，它变成了可体验的，此时任何一个细节都让你体验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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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口中的灵性成长，对吴祎牧师来说，正是新教牧者们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让信仰活出来？”
面对一些人的改宗倾向，他首先强调的是，新教牧者不要对天主教和东正教持激烈的对立态度。在他看来，这些传统教会的一些传承、教义和实践，有其理性依据和牧养管理上的现实意义，可以帮助新教教会。
以“如何让信仰与生活连接起来”为例，他认为天主教的崇拜、礼仪、节期便是一个有效方式。天主教使用崇拜程序的每一步来教导信徒，如瞻仰上帝威严、认罪、赞美、受差遣等；其七大圣礼，将人生节点与教会生活紧密相连；教会节期则帮助信徒，“在什么节期，就有什么样的信仰流露”。在固定节期、经课、礼仪的慢慢影响中，将教会节日植入信徒生活，完成加尔文所说，把世俗的变成神圣的。这远比一篇道更深入人心，效果也更持久。相比之下，新教多依靠“天天劝弟兄姐妹读经祷告或者门徒培训”。
在他看来，新教侧重通过认知影响信徒，而天主教和东正教更注重生活化实践：“我们希望用真理去影响信徒的脑子和心灵，然后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在天主教或者东正教里，对灵魂的关照做到了信仰生活化。”且认知培训必然是小范围的，但每周崇拜礼仪和圣礼传统却可以潜移默化影响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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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林夕牧师和吴祎牧师都提到，不合一是新教面对传统教派当反思的一个重点，正如他们认为对“圣而公之教会”的渴望和寻求是信徒转宗的一个原因。
吴祎表示，需要承认，天主教和东正教比新教更重视教会合一。据他从微信公众号“荒野星语”的科普文章得知，新教有超过2万个独立的教会团体。他说：“难道新教有分裂的基因吗？”
在他看来，教派分裂在于解经不一致，这与对改教家“唯独圣经”提倡的片面理解有关，后又导致邪教滋生。因此新教牧者需要反思和正确教导，“唯独圣经，是不是随便一个信徒拿着一个圣经，就是权威？”
林夕则注意到教会领袖层对大公性的轻视。她看见，有些领袖成年累月把持教会事务不愿交棒；或将教会当作家族企业，企望代代相传；无法理解教会属于基督，而你我都是枝子，以至于无法认识到不同肢体的恩赐，也就不能据此在教会管理与发展上，发挥各人恩赐来促进服侍。
此外，许多新教教会主日礼拜中缺乏“集体献祭”的“公”的概念。牧师睁眼念祷文这种使用凝练严肃的态度代表全体会众在上帝面前反思的行为，会被信徒批判为不属灵，表明教会还不适应公共崇拜是集体献祭的含义。如若不是公共献祭，则诗班的祭司性质可以被削弱，也就出现献诗时交头接耳，手机录影，而台上则自认一台表演的情形。
崇拜是集体献祭还意味着，当教会作为一个集体发出敬拜、祷告、认罪时，基督的临在可以恩及每个信徒个体。但许多信徒主张：“即使在礼拜中，我跟上帝的交流，只有在我个人有深切体会时，才真实有效。公共环境对我无效。”
林夕指出，以上这种太多强调“我”的感受，“我”与神的个人连接，忽视集体敬拜本身的恩典，是人本主义的体现。它将滋生属灵优越感——“只有我跟上帝是最亲近的，我跟上帝的关系你们都不懂，都无法体会。”蔓延开来便是教会之间的彼此轻视、审判与不和。
在反思之余，林夕提醒，要意识到，反省如此深刻详细并非代表新教一无是处，只因我们深处新教之中，而天主教内许多普通信徒的灵性情况，教会生活具体如何，比如会否有人因固定且冗长的仪式感到无聊，我们并不真正了解。
意识到不足之处，也不意味要回到东正教或天主教。她说，要相信圣而公的圣灵在历史中的工作，“无论如何，至少我们得承认一个现实，历史不会开倒车，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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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老师对教父神学和灵修学造诣颇深，她认为受限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大陆数量本就不多，转教仍是个别现象。但新教徒对两者的关注度确实在上升，比如她了解和接触过的向东正教转教者和感兴趣的人包括：20世纪的知名神学家，一位研究教父灵修神学的弟兄，接触古教父神学的新教牧者和神学教育者等。
与新教相比，这些人渴慕在东正教崇拜中瞻仰上帝威严、慈爱的仪容，在神同在中寻找生命安息，而非理性说教。她也认为，年轻人对新教审美贫乏的不满，会让他们对古老宗派的礼仪、视觉和身体感官的参与所吸引。她说：“我们所学的不仅要满足理性对知的需求，更要满足人的心灵需求。在更强调礼仪的崇拜中，确实更有想象和审美的空间。”而在去中心化的时代中，新一代反而更渴望某种终极的秩序与权威。
虽然长期深入研究古希腊教父的灵修传统，深受其影响，但她并无转教感动。在她看来，确实新教神学因从古老传统中分离而来，有其激进之处，丢失了一些美好传统，比如心祷和默观，但对现实社会和现代文明建造的关注和投入上，新教多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且现代东方教会的灵修模式也有其固执和危险之处。
“新教的发展是历史的选择，在现代人类非常注重文明的时代，新教是不会被淘汰的，但是新教要有自我批评的清醒意识来拖慢世俗化的进度。”她认为，面对转教行为，新教牧者应当“以他人长处补足我们的不足”，不唯我独尊，思维固化，而是学习大公教会传统。她相信：“新教只要加上教父灵修，就比东正教和天主教更有活力。”
在服侍中推广“避静”“ 神操”“默观”等传统教派灵修方法，正是某北方家庭教会牧者袁方牧师从上帝领受的事工呼召。
因婚姻破碎经历属灵低谷、在教会无法寻找到可行医治时，他在天主教“避静”操练中开始恢复。他在多年研究探索中，曾一度思考改归天主教，但最终选择留在新教教会。
作为一个牧者，考虑转教与否时，他认为天主教有更为完整的灵修传统和制度支持，但一方面他祷告分辨后认为自己并无独身恩赐，这便不符合天主教神职人员要求，另一方面，在所投身的服侍领域之一，深度灵修辅导的伦理界限上，夫妻二人同工将优于单身弟兄一人。
无论出于个人经历，还是神学学习和服侍经验，在他看来，在教会牧养和神学教育中，新教注重讲道，却缺乏探讨灵修。他认为，教会和神学院应当像重视讲道学、释经学、宣教学一样重视灵修学，“我们的牧者如果能回回炉，把灵修这门原本很重要的课程给补上，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中国教会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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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位新教牧者都认为，面对一些有思考的年轻人选择改宗天主教，以及教会呈现出来的缺乏，新教牧者应当敞开心胸，对教派间交流保持正直开放的态度。各教会都有其不足之处，为自身发展有益，我们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提升神学素质，学习长处以补不足。
吴祎牧师说，教会节期、三代经课、泰泽祈祷、静坐默观等传统方式，无需转教，都可以使用。他说：“天主教也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地狱中的魔鬼。我们去学习一些更为古老的传统，对我们的信仰而言不是错误。不要对立，可以承认别人有比我们优秀的地方，我们的路比人家的路要更漫长。”
谈及最初的岔路口，吴祎和林夕指出，新教并非缺乏传统，也并不与大公教会传承断绝，只是当下许多教会缺乏对传统（包括改教传统）的发掘、重视与保护。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的理念和实践，恰恰是对基督教信仰原初传统和真理的深刻回想。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并非出于对教会传统的轻视，更不是要另立一个全然崭新的宗教体系，而是在特定历史处境中对教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晚期中世纪的教会在教义阐释、权威结构与实践层面累积了诸多张力，例如赎罪券的滥用、教会权威与圣经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等，都引发了深刻的神学反思。改教的动机绝非为了在传统之外另起炉灶，而是为了剔除后世的掺杂，“回归本源”，重新接续那条直通圣经与教父时期的血脉。
吴祎和林夕神学本科时先后受教于同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有句话正代表他们对这件事的回应：“要透过加尔文回到大公教会。”
值得注意的是，转教现象确实是让牧者思考教会合一、灵性成长、公共崇拜的一个切入点，但为群羊负责而自我反思更新的心也本身便在教会血液之中。四位牧者皆有表示，对以上问题，他们早已有所反思，也观察到许多其他牧者的行动。
2020年，刚从神学院毕业两年的吴祎牧师在该堂老牧者的支持下，改良本教会崇拜仪式，加上他周间开展的崇拜和礼仪培训，一改主日崇拜窃窃私语的氛围，恢复敬拜本身的圣洁与肃穆。无独有偶，疫情到后疫情时期，江浙两间基层教会也因负责人重建礼拜秩序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属灵复兴。
淡淡老师和袁方牧师在神学教育、牧会、同工沟通中向人讲述、普及、教导操练大公教会的优秀灵修传统。在神学院每年举行的基层教会同工培训中，林夕牧师带领这些一线传道人学习使用三代经课，并操练早祷、晚祷、日课，“按照这些方式将情感回归到更深沉的真理上来”。
这并非一时一地的努力，据她了解，不少神学院和教会已经开始在公共崇拜中尝试三代经课，也更加重视教会节期。她相信，随着受系统神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走进禾场，他们会将自己习得和经历的成长与牧养智慧，处境化地运用到本地堂会，久而久之，“圣而公就会有具象化理解”。（END）
（为保护受访人，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凡、马莉、吴祎、林夕、淡淡、袁方皆为化名。）
文/九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