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一神学院教育工作者：转教不是唯一出路，新教更需重拾教父传统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新教徒转向天主教或东正教的现象逐渐引起关注。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否存在甚至构成趋势？转教者有何典型特征和共性诉求？新教教会可否从这些转向背后得到某些反思或启发？牧者当如何看待与回应？
姜兰波老师是香港浸信会大学宗教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宗教哲学硕士，目前从事神学教育工作，曾发表多篇教父神学论文，对东方教会和灵修学颇有研究。在学术和服侍中，她曾了解也接触过一些从新教转向东正教或对天主教、东正教感兴趣的信徒，对新教、东正教、天主教都有其观察思考。
福音视野就以上现象和问题对姜老师做文字专访。以下是访谈全文。
福音视野：据您的观察，这种对天主教或东正教感兴趣甚至转教的情况只是偶发个例，还是正在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有，您能否描述两三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典型个案？
姜老师：在华人教会中，转教应该还是个别现象，可能这与天主教与东正教教会不多有关系。如果随处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就如新教的普遍程度，估计转教的人数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新教徒或牧者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关注度的确是在上升。
我知道的转教例子，首先是读神学时，我们读到20世纪美国浸信会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的历史著作，他是一位新教的牧者，1998年，在研究和写作中转入东正教当一个普通信徒。他所著系统阐述东正教精神的代表作是五卷本《基督教传统》系列中的第二卷：《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 2: The Spirit of Eastern Christendom）。该书深入梳理了东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与教义发展，被公认为中文世界研究东正教思想的重要学术文献。他本人曾说：“别人是透过阅读进入正教，而我却是透过写作进入正教。”正是他对大公教会的历史神学发展有深入的研究，以至被教父们精湛的学术和超自然神秘精神所感染。
我长时间研究古希腊教父的灵修神学，看到我们身边有些新教肢体也会因为受灵修学影响而有转教想法，有一位弟兄在几年前转入天主教，还说要转入东正教——因为现在的东正教教会很少，所以先接触天主教，并放弃固定工作，去东南亚服侍穷人。
我知道的有些新教的牧者，或作神学教育的老师，他们在韩国读神学时，接触到古代教父的灵修，心祷和默观。如北京一所家庭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在2024年初某圣经教育平台上介绍过心祷，他说是从韩国学来的。
天主教在河北的总部有灵修中心，操练比如大德兰的灵修方法，或者是依纳爵的默观，有很多新教教友去那边学习和灵修。他们经常在各个地方有默观训练，也邀请一些新教徒参加。
福音视野：这些对天主教或东正教产生强烈吸引或者转教的人，是否存在什么共同画像？通常在信仰生活里有哪些迫切的需求？更多是神学层面的，还是灵修、教会生活、权威结构、身份认同层面的？
姜老师：共同画像可能是不太喜欢思辨的神学，更喜欢在崇拜中瞻仰上帝威严、慈爱的仪容和通过礼仪的重复增加参与感，在神圣的同在中生命感到敬畏和安息。
教父马克西姆说：灵智（nous）的目标是在神中的安息。在其所著Ambigua 7（《致约翰的疑难解答第七篇》）第三段中说：“灵智的最终目标不是知识的累积，而是在神中的安息（hesychia）。此安息不是懒散或静止，而是灵智达到其本性所愿的‘统一性’——在神中聚合自我内部分散的能量。”
希伯来书中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来4：11）。一个安息的灵魂具有谦卑、宁静、忍耐、温柔、节制、和平等气质。这种生命气息比思辨神学更吸引大部分人。这不是通过对圣经或神学的思辨达到的，而是如古代教父和沙漠教父们，通过上帝对内在生命的塑造而赐予人的。
福音视野：00后或年轻一代成长于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为何反倒被极具传统和等级的古老宗派吸引？他们在渴望什么？
姜老师：00后一代成长在后现代文化环境中。后现代文化非常强调个人体验，也对传统权威和理性中心保持怀疑。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往往不再从客观真理或终极秩序来理解生命，而是更多从个人经验出发来理解世界。
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人对体验的追求呈现出不同的方向。有些人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肉体层面的满足，例如感官享受和即时的欲望；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关注灵魂层面的体验，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触及更深的精神或超越性的维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灵性经验的追求，本身也反映出人的生命结构。人不仅是肉身的存在者，同时也是具有灵性维度的存在者。在人的生命深处，有一种对无限者的向往，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生命本能。因此，在后现代文化中，我们也看到一种所谓“灵修复兴”的现象。
但需要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中的许多灵修实践，往往仍然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例如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的泰泽共同体（Taizé Communit，一个位于的法国跨宗派基督教修道团体）祈祷聚会，以及一些强调沉静、音乐和情感体验的灵修形式；此外，在全球范围内还出现了许多融合不同宗教传统的灵修实践，例如受到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影响的冥想、正念训练，或借鉴禅修（Zen Meditation）、瑜伽冥想等东方宗教实践的灵修方式。这些实践往往强调一种直接的灵魂经验，并且在不同宗教之间形成某种融合。
这些现象说明，当代人确实在寻找一种超越纯粹物质生活的生命维度。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经验本身并不能成为终极的认识基础。人的经验本质上属于有限存在者的经验，它可以指向某种超越，但却无法凭借自身成为真理的最终标准。如果把经验本身当作终极标准，人很容易陷入一种主观主义：真理被等同于个人感受，而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真正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而是建立在上帝主动的启示之上。对上帝的信仰不仅仅是某种宗教体验，而是一种存在的翻转。人在信仰中进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不再以自己的经验为中心，而是以神的真理为中心。
在古代教父的传统中，这种生命结构常常通过“灵智”（nous）来表达。人的生命深处有一种能够向上帝敞开的灵性能力。在新约圣经中，“nous”这个词大约出现二十多次，中文往往被翻译为“心”“心思”或“心志”。
在教父传统中，特别是在教父马克西姆的神学里，灵智被理解为人与神相交的核心能力。马克西姆认为，当灵智在神的光中被照亮时，它就能够真正理解受造世界的意义。在他的著作 Ambigua 中有一个重要思想：灵智若在神光中被照亮，它便成为万物真正的解释者，因为万物的 logoi 都源自基督的 Logos。当人的灵智参与 Logos 时，人就能够按着神的意义理解世界，而不再被事物表面的形象所迷惑。
在这种视野中，受造世界本身具有一种透明性。当人的灵智恢复秩序时，世界不再遮蔽上帝，反而成为指向上帝的记号。世界显现为神智慧的影像；但如果人的灵智处于混乱之中，世界就会成为诱惑和分散的来源。
因此，人真正的满足并不是来自某种短暂的灵修体验，而是来自生命核心被上帝所占有。当人的灵智进入与 Logos 的相交时，人不仅认识上帝，也重新认识整个世界。生命在这种关系中找到归属，也找到真正的秩序与平安。
福音视野：新教往往强调“听道”，而天主教/东正教同时强调“礼仪”（视觉、身体、感官）。在这个图像化、短视频化的时代，您觉得这种“审美的贫乏”是否也是年轻人对后者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姜老师：确实有这样的因素。新教传统强调听道，主要是在人的理性层面运作；而人的生命中心并不仅仅是理性，而是“心”。圣经原文使用的是 kardia 这个词，它所指的不只是情感，也包括人的生命中心。
因此，人对真理的接受不仅是理性的理解，也包括心灵的回应。信仰若只停留在理性层面，往往难以触及人的生命深处。
在更强调礼仪的崇拜传统中，视觉、音乐、身体姿态、空间秩序等元素共同参与，这确实为信仰提供了更丰富的想象与审美空间。这种整体性的感官经验，往往更容易触动人的心灵，使人进入一种更深的敬畏与参与之中。
福音视野：这种“转向”往往对应着某种“不满”。根据您对中国大陆教会的观察，您觉得转教背后可能反映出新教教会的哪些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独特的中国处境原因？
姜老师：这种转向本身，未必完全是负面的。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一种寻找——人希望在别人的长处中补充自身传统的不足。
新教教会和新教神学本身是从古老的大公教会传统中分离出来的。宗教改革为教会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过于激进，而将一些宝贵的传统一并舍弃。例如古代教会非常丰富的心祷与默观传统，在新教中就几乎消失了。
这种情况既与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中国教会的思想处境有关。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皇权传统的文化结构中，人们习惯从整体秩序和思想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教会往往强调共同的规范与正确思想，而较少鼓励信徒与上帝建立一种个人性的、存在性的关系。
即便谈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常常停留在伦理层面——例如做一个好基督徒、遵守道德原则等。因此，信仰很难真正进入个人生命的深处，也难以面对人内心真实的矛盾。
例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人心中的“两种律”。新教传统往往更倾向于用伦理性的要求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古代教父则直接面对这种内在矛盾，并且提供了一种转化生命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是单纯的伦理学，而是一种存在论的更新。这正是古代希腊教父神学与后来许多新教神学取向之间的重要差异。
福音视野：这些需求是否只能通过转向天主教或东正教才能解决？
姜老师：未必一定要通过转向天主教或东正教来解决这些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宗派的转换，而是对大公教会传统的重新发现。新教原本就诞生于大公教会的历史之中，如果能够重新吸收教父时代所形成的灵修传统，例如对心灵生命的操练、对人与神联合的追求，其实完全可以在新教的神学框架中得到丰富和更新，而不必通过宗派上的改变来实现。
福音视野：在您看来，教父学和东正教灵修传统，是否可以对这些需求或空缺有所回应，具体如何回应？
姜老师：教父神学和灵修传统在当代教会中，整体上是在东正教传统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东正教就完全延续了古代教父的灵修高度。教父传统的传承不仅需要系统的神学理解，也需要真实的灵修导师，在具体的生命经验中加以引导，这样才能代代相传。
在现实情况中，现代东方教会中真正具有深厚灵修经验、能够带领人的导师其实也并不多。同时，在一些传统中也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观念，例如认为如果没有正式的灵修导师，就不适合操练心祷或默观。这种谨慎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灵修操练如果缺乏辨别，确实可能出现偏差。
但从新教的处境来看，我们也有一定的开放空间。只要始终以圣经为根基，在教会传统的见证中谨慎学习，其实不必过度担心所谓“走火入魔”。正如古代沙漠修道传统中被称为修道之父的圣安东尼所说，圣经本身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属灵生活的重要引导。
同时，古代圣徒留下的大量灵修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例如著名的灵修文集《慕善集》，其中汇集了许多教父关于祈祷、谨守、分辨和内在生命操练的教导。这些著作在属灵经验上非常细腻而丰富，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并在教会生活中实践这些传统，它们对灵修生活的引导，并不会逊于一位具体的属灵导师。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属于哪个宗派，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重新学习和实践大公教会传统中那些真正能够更新人生命的灵修智慧。
福音视野：中国神学院和教会对它的定位和重视度如何？
姜老师：中国的神学院对沙漠教父的灵修可能停留在历史性的了解层面，真正深入他们思想与灵修实践的研究者不多。这主要因为关注点不同：大家更强调正确的神学思想和行为规范，而尚未真正意识到人内在生命长进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人内在生命的矛盾被视为心理问题，因此辅导更多依赖心理学方法。
亚当斯（Jay E. Adams）的圣经辅导虽提升了一层次，强调理性的推理和偶像崇拜的揭示，但仍然更多停留在理性层面，而未触及人内在灵性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并非单靠人自身悔改即可解决，而是必须依靠基督，通过灵界争战与生命更新才能真正得胜。然而，现代新教神学家或牧者对灵界争战兴趣不高，因此相关理解有限。实际上，邪灵对人的干扰无时不在，它们通过感觉、想象和错误判断诱惑人。教父的教导对此非常清楚：人必须谨守并不住地祈祷——即心祷——否则很容易陷入迷惑。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要谨守祈祷，免得入了迷惑”（太26:41）。
对于古希腊教父而言，人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个人意志（西方神学自奥古斯丁起多将堕落归咎于自由意志），而是人的心智（nous）处于黑暗之中。人的nous往往听从魔鬼而非上帝，这并非单纯意志选择的问题，而是糊涂与迷惑——人往往未察觉自己被误导。即便基督已拯救我们，魔鬼仍持续工作，不断迷惑信徒。
在教父灵修中，最重要的恩赐是“分辨”，即圣经中所说的分辨诸灵。这种分辨是在谨守与祈祷中，通过圣灵识别恶念与情欲的感觉，辨明其来源。在教父看来，魔鬼常通过我们的私欲或世俗习惯诱导我们，如钓鱼般引我们上钩，有时借助记忆强化内心感受。当这些感受不在基督里时，便产生幻象，成为人与基督生命分离的因素。
在神学教育中，如果对“三仇”（魔鬼、世界、肉体）的运作及如何靠基督得胜缺乏理解，我们就容易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人的软弱或心理状态。由于人认知有限，看不清魔鬼的作为，往往导致内心混乱、软弱、自责，甚至责备他人，无法与他人一同面对生命难题。若处理方式模糊不清，只是“和稀泥”地说大家都有问题，就会造成信徒生命停滞甚至倒退。团契生活如同家庭，时间长了必然有摩擦；若缺乏对人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应对方法，就难以向前行。
福音视野：一个未来将要走入禾场的神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属灵深度？在神学院任教的这些年中，您如何看待当代神学生的信仰素质和属灵深度？
姜老师：现代神学生普遍热情高涨，学识丰富，但对不完全的人缺乏深刻认识，或者说对人的阴暗面缺乏正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此有深入描述，神学家祁克果也将信仰置于悖论之中，以探索人内在存在的复杂性。然而，教父早在数世纪前就以“八宗罪”的形式揭示人内在的倾向与弱点，这种表达不仅更符合圣经，也为上帝的国在心中战胜魔鬼的欺骗提供了实践路径。
由于现代神学教育忽视了对人内在生命的探索，神学生在理解人性时往往显得不够真实。教父的心祷文写道：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开恩可怜我等罪人。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仍然充满各种罪的诱惑。”
这种内在罪的认识不是单靠悔改即可解决的；严格的悔改虽可带来行为上的约束，但唯有上帝才能逐渐根除内心深处的罪。这需要长期的操练与默观。
若神学生自身未曾经历对罪的胜过，就容易将罪仅视为伦理行为，从而缺乏同情、理解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通俗地说，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却不知道如何将错的转化为对的，这直接影响其牧养能力。牧养羊群如同抚育孩童，不仅身体需要成长，灵性也必须成熟；教父学正是在这一点上留下最宝贵的遗产。
在教学生涯中，我深感欣慰于每一位愿意献身服侍的基督徒，同时也为他们在被差遣如羊入狼群前预备不足而惋惜。因此，我特别注重操练教父教导的心祷与默观，引导每一位愿意学习的信徒体验并经历这些属灵操练，使之成为切实可行的生命实践——教父们能够体会的，我们也完全可以体会和经验。
福音视野：您长期从事神学教育，教授教父学与灵修学。能否回顾一下您个人的信仰经历，以及这些不同传统是如何逐步进入您视野的？
姜老师：我对教父灵性学产生兴趣，不是个人偏好，而是在信仰中，看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新教教会的牧养问题，神学院的教育基本上在处理问题上是不够的。
人的问题肯定不只是伦理的问题，但很多人仅当伦理问题，就会产生很多伤害和仇恨。
当我追溯到与我们最近的天主教灵修时，那是一个对人性探索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刻的思想空间，但是他们的深度还是不能让我满意，当且仅当进入了古希腊教父，从亚他那修的《圣安东尼传》，卡帕多家教父的位格神学，尼撒的《摩西的生平》，伪狄奥尼修斯的《神秘神学》中的否定神学方法，马克西姆教父的集大成——对nous做出了合乎圣经的研究，新神学家西缅《初造之人》到14世纪的格列高利·帕拉马斯《维护神圣静修者三论集》，这一条线是连贯的，拥有相同的灵性高度，只是存在不同的表达模式，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将人生命的维度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这比天主教在中世纪有更好的灵修神学。当然，这样说不是否定中世纪的灵修，中世纪的大德兰，十架若望，依纳爵，他们的灵修神学也是非常棒的。相对于古代教父，中世纪是可以视为从人走向上帝，古希腊教父的灵修是从神走向人。
福音视野：在长期深入研究教父和东正教灵修后，您依然留在新教。您是否也面临过“转教”的挣扎？
姜老师：没有挣扎过，因为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我将自己交托给上帝，上帝没有感动我转教，我就没有转教的打算。我本身也很喜欢新教的某些方面。
我认为，如果新教能够吸纳教父的灵修实践，它的活力甚至可以超过东正教和天主教。特别是在关注现实社会和现代文明建设方面，新教神学的投入是非常积极的，甚至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参与与信仰实践。
此外，我们都是在新教环境中成长的，对新教的礼仪、模式、文化习惯更为适应。我曾尝试参加天主教弥撒，长时间站立和跪下让我几乎昏厥（笑）。因此，转教并非我的考虑，我选择留下，是希望能够在新教中推广和传播教父灵修神学。
福音视野：有新教牧者讲，随着神学院对教会历史、教父学和灵修学的关注，这种向天主教或东正教的的转向会更加明显，您怎么看？越回到源头，是否意味着越远离新教？
姜老师：这种现象确实对新教构成挑战，因为教父学和灵修学代表了与新教不同的认识路径。然而，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回溯源头并不必然意味着远离新教。关键在于心态与方法：若新教陷入固化、唯我独尊的状态，就难以整合其他传统，也容易被社会和信徒疏远。
新教的发展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现代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新教不会被淘汰。但它必须保持自我批评与清醒意识，才能有效抵制世俗化的冲击，并在信仰实践中保持生命力和活力。
福音视野：对于那些渴望教义确定性、一致性、神圣感和历史根基，但又身处新教的信徒，您有什么建议？
姜老师：我建议他们研究圣徒的信仰，因为这对理解信仰的深度与实践非常有帮助。教义的正确性固然重要，但仅靠政治正确或外在形式，并不能如耶稣所说，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当我们付出许多努力却未见理想结果时，可能正是方法或操练存在问题。因此，信徒必须保持自我省察的谦卑态度，持续在生命与实践中寻求与教义、历史和灵修传统的真实对齐。
福音视野：中国教会和神学院可以如何回应转教及其背后表现出来的需求和对新教教会信仰生活的失望？
姜老师：关键在于深入研究教父神学，并在实践中操练心祷与默观——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信仰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将古代教父的操练当成应该弃决的神秘主义，正如现代新教神学家伯纳德·麦吉恩（Bernard McGinn）强调，在整个西方神秘主义传统中，“临在”（the presence of God）构成其核心线索。这不仅涉及经验层面的感受，更具有严格的神学意义。麦吉恩指出，神秘神学在其结构和方法上是高度规范化的，其规范性如同教义神学（doctrinal theology）一般严谨。换言之，神秘经验并非随意的个人感受，而是必须置于圣经教义和教会传统的框架之下，通过灵修操练与教会生活的验证，使对神的临在既深刻又可靠，成为信仰建造的指导原则。
信徒追求的核心目标是与主合一，而教父的神学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根基和方法。我们需要关注这一目标，培养丰富的灵性生命，而不是通过贬低他者来抬高自己。通过个人实践，我发现这并非难以实现的理想；只要持守谦卑与祷告，信徒完全可以在新教环境中体验到深厚而真实的灵修生命——正如祈求上帝怜悯我们等罪人一般。（END）
文/九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