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福音书受众定位谈：当羊群不再容易喂饱——重构后现代牧养中处境化叙事的维度
摘要：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讨，把四福音书作为针对不同受众进行处境化叙事的经典范本进行重温，同时回顾全球宣教历史和当代国内外实践的案例，希望给后现代背景下的一线教牧实践带来许多启发。
今天的羊群，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喂饱”。
和许多一线的基层教牧同工谈话，往往能感受到在牧养方面有种共通的焦虑和挫败：无论花多少力气在讲道和培训上，或者想方设法引入新的教材和模式，又或增许多新活动和管理方式，信众的生命却常常如同小船一样漂泊荡漾，而非有锚点有方向的“天国子民”。
这种牧养困境，其实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当下，全球化巨大变迁和社会多重转型互相交织，旧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瓦解，同时又有多元的理念和现实的困顿彼此碰撞，个体一方面斩断了传统的缆绳，一方面却又在轮番的新冲击中迷惘。这些都使得一线牧者同工面对的不再是曾经传统的、面目单一的群体，而是陷入许多斑驳陆离的灵魂困境的人群。比如，围绕在我们当下的最熟悉的也是最典型的就有四种：传统与现代彼此拉扯导致的身份交错和悬浮感（浮）、无法喊停的内卷和焦虑感（卷）、人被工具化和原子化后带来的倦怠和孤独感（孤）、和寻不到价值和意义后的躺平和虚空感（空）。
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总倾向于找到类似“一招鲜”、“三板斧”或各种“武林秘笈”，想让牧养如同登上火箭一样发展的突飞猛进，但现实不是爽剧。
今天，我们发现，不是仅仅某种特定的传统的牧养方式，而是几乎曾经我们趋之若鹜的许多方式——比如以崇拜为主的聚会型、靠几篇讲道走天下的放养制、分牧区承担的同工制、依靠外来资料的照本宣科、各种填鸭式的培训、以探访为主的家访型、或者强调恩赐和复兴的导向型，以及近年来兴起的以关系和门训为主的小组牧养等等，在今天这个多元而复杂的属灵困局面前都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细化的人群，不再只是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教会兴起时“老人多、妇女多、孩子多”的局面，比起2000年前后城市教会刚兴起时年轻单身的学生、中产或职场人群为主的局面也已经是复杂许多倍。而人群的复杂必然会带来羊群情况的迥异和牧养压力的叠加。因此，笔者认为，比起各种外在牧养技巧和模式的学习和改变，更要挖掘处境化叙事的潜力。这种处境化并非只是地区或文化的因地制宜，而是为了服事不同羊群的牧养导向：建立和强化受众定位的思维，从而更新在牧养中的叙事维度，让福音信息可以更精准地进入到不同人群的灵魂深处。
而从这个角度重温四福音书，会发现它们就是作者针对不同受众的情况而精准设计叙事逻辑、见证耶稣是基督的最好典范。它们的处理方式，能够给处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一线教牧实践带来许多启发。
四福音书的受众定位和叙事逻辑
初代教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向他们所触达的不同人群有力地见证：为何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基督？
因为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人群虽然因为种族、宗教、文化等各种原因非常多元化，但对于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持有的都是非常负面的看法：强悍的征服者罗马人认为十字架就是软弱和耻辱；传统的犹太人看待十字架就是咒诅和失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群视十字架为罪恶和黑暗......这些观念下，把耶稣和基督联系起来，让人确信耶稣就是救世主，并要成为他的门徒、跟从他和效法他，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事。
而这正是福音书的作者们、或者说第一代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们，必须要清楚阐释的，就如保罗所说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而阐释方式，就是靠对服事人群文化心理的深刻洞察，精巧展开耶稣真实故事的叙事。可以说，面对当时地中海世界不同的文化族群，他们用处境化叙事粉碎了拦阻不同人群认信“耶稣是基督”那些最大的绊脚石。
马可主要面对的是罗马人。罗马文化信奉“胜者为王”，唯有够强的人才可以统治，唯有赢的人才值得跟随，君王/凯撒才是力量和胜利的化身，因为凯撒就是通过在战场上的不断征服和胜利来彰显权柄赢得统治权，而十字架是罗马法律中专门留给奴隶和叛乱者的刑罚。因此，对他们而言，最难接受的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看上去如此软弱和耻辱的耶稣，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王？
所以，马可笔下的耶稣是一个立刻“行动”的人，他刚出场不久，就投入到超自然的战场中，一次次赶鬼、医治疾病、平静风浪等等各种神迹奇事...透过这些征服、权柄和胜利证明：耶稣是有大能的君王。而为何这位大能的君王没有选择成为凯旋式的英雄，反而走向十字架？答案就是马可在8-10章中一次次对读者原有价值观的颠覆：原来伟大和君王的权柄不是奴役他人，而是做仆人服事他们，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马太面对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弥赛亚合法性的根源有二点，第一必须是大卫的后裔，第二必须满足先知的预言和律法。而十字架，在律法中被说到“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此，一个被咒诅的人怎么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和弥赛亚呢？
所以，马太以亚伯拉罕的家谱开篇就是在证明耶稣是大卫之子，随后引用60多次旧约告诉读者“耶稣就是先知预言的成就者”，并用山上宝训等耶稣五大段的教导对应摩西五经，说明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在马太笔下，十字架不是失败，而是通过废掉律法的咒诅，带来“圣约的成就”。
路加面对的是受希腊人文主义影响的外邦群体，他们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性，注重普世主义、人文关怀和社会公义等。因此，在他们看来，十字架是对罪犯的最严厉的惩罚，是不配为人的典型象征。
所以，路加开篇用追溯到亚当的家谱说明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随后用细腻的笔触写出耶稣对被边缘化的失丧者人群，就是对那些妇女、穷人、撒玛利亚人的爱和怜悯，见证耶稣是完美的人、是人类的榜样。路加特别记录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仇敌的祷告和赦免强盗，就是希望翻转受众的观念，告诉他们原来十字架不是对罪犯的惩罚，而是“上帝寻找失丧者”的记号，是神圣怜悯和人文关怀的交汇点。
约翰福音更是处境化叙事的经典之作。他面对的是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人群。希腊哲学对道（Logos，或者说是真理）有近乎痴迷的追求，认为这是宇宙本源并永恒不变，并且用非常理性和形而上的方式去理解。对他们而言，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身是幻灭的、是非理性的、是和绝对真理（Logos）毫不相关的，反而是虚幻的消失和无意义的黑暗。
因此，约翰重点放在要翻转希腊人的真理观，他开篇见证耶稣就是Logos；并且这Logos并非抽象的公式，而是道成肉身，是启示来到我们中间。对于十字架，约翰别出心裁地选取“荣耀”（Doxa）这个内涵丰富的词来层层论述：十字架原来不是神性的消失，而是上帝之爱、神性实体和宇宙真光在我们这人世间最明亮地显现。
处境化叙事的本质是牧养导向
由此可见，福音书的作者们并非是在真空中写作，而是深刻地了解他们所服事人群灵魂中的“坚固营垒”，清楚知道说服这些人群接受“耶稣是基督”的“绊脚石”到底在哪里。因此，他们以终为始，精巧安排福音书的叙事逻辑，让受众在聆听耶稣十字架的故事时，事实和情感交织，来到“心里相信，口中承认”的信仰告白。
近年来，我们开始更多用圣经神学或历史神学的方式去学习四福音书。但我们仍旧忽略的是四福音书中的受众定位和叙事逻辑之间的关系。
耶稣钉了十字架，这个是事实，无人能更改，可是面对一个事实，每种人群都有自己的解读方式，这很多是从文化、传统、社会或时代中带来的。如何跨越这些已有的解读，说服受众，让他们对十字架有新的认识，是最初福音见证们的核心挑战。
“没有什么事情比说服别人改变想法更难，这一点我无须多言。”著名故事教练、演说家丽萨·克龙在她的著作《故事魔力》（Story or Die）中这样说。她引用现代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和生物学角度，告诉我们说服其实是需要处境化的。
她说：“记住，在说服受众的时候，你讲的内容要和受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和对自我的认知产生联系。只有先了解对方的立场，你的话对方才可能听得进去。否则，只会让他们坚信一点，那就是你对他们一无所知。”
我们会将文化观念视为客观事实，而这些观念会成为各种各样的“棱镜”，让我们对于事实是有不同的解读的，所以，“‘事实’是无法说服人们的。这并不是因为人们顽固、不理性或愚昧，而是因为‘事实’是普适的，但需要进一步阐释。”
感恩的是，第一代福音见证们使用处境化叙事很好的处理了这些。恰如保罗说的：“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可以看到，处境化叙事不仅仅是写作技巧，更是一种以羊群为服事对象的牧养导向。而这也是处境化叙事的本质。
处境化叙事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中的应用
这种处境化叙事，尤其在全球宣教过程中面对不同文化人群时，成为最有效的扎根方式之一。
笔者记忆最深刻的一门关于全球宣教学的课程有提到杰森·乔治（Jayson Georges）的“三维福音”（3D Gospel）或“文化类型学”。他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核心“动机机制”，说明耶稣如何成为终极答案：
西方理性主义：罪疚vs清白文化 (Guilt vs. Innocence)
——强调法律、公义、个人良知和责任，害怕罪疚，渴望无罪和清白，而耶稣满足了法律的公义，成为代赎，让你无罪。
亚洲和中东：荣誉vs羞耻文化 (Honor vs. Shame)
——强调身份、面子、社会看法，害怕羞耻和丢脸，渴望荣誉，而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最大的羞辱，并给予我们荣耀的身份。
非洲部落、民间信仰和泛灵论：权能vs 恐惧文化 (Power vs. Fear)
——强调掌控感和主权，尤其面对不同的灵界力量，对生存的不确定性抱有恐惧和焦虑，渴望权能和安全感。耶稣拥有医病、赶鬼、平静风浪等超自然的权能，并可以胜过死亡，是灵界的掌控者，他带来真正的平安。
这三大类型，其实涵盖前现代即宗教感强、有鬼神观念的传统社会，或现代即强调理性、科学、法治、公义的社会的情况。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交错的时代，这些仍旧适用，可以帮助到我们使用不同的处境化叙事服事到不同的人群。
同时，我们身处后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城市青年群体中，其中最为主流的文化是解构一切权威、价值和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近年来许多比如提摩太·凯勒在实践全球城市宣教时常常提到的时代处境。我们可以称之为“意义vs虚无”（Meaning vs. Meaninglessness）。
凯勒在《中心教会》（Center Church）中写到：“传统文化有强烈的道德罪疚感……然而，后现代人更可能被一种‘无意义感’或‘无目标感’所困扰……他们不再问“我该如何被赦免？”而是更可能问“我怎样才能拥有一个有意义且值得活下去的人生？”
对此，凯勒用约翰福音来回应意义的丧失，尤其常常提到“荣耀”一词去阐释。认为这些空虚和无意义感本质是“荣耀的缺位”，是我们将名声、金钱、成就、他人的认可等这些“轻飘飘的东西”当作了生命的重心，而只有耶稣基督里，我们终于能见到上帝的荣光，这种荣耀可以填满我们内心的黑洞。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荣耀。唯一的疑问是：你在追求谁的荣耀？如果是你的，你会精疲力竭且感到虚空；如果是祂的，你的灵魂将得享安息。”
处境化叙事是当下牧养一种为灵魂“争战的兵器”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到，不仅是初期教会的福音见证者，以及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宣教运动中，了解受众群体心理，并有的放矢、讲好耶稣故事，是一以贯之的应对方式。这是一种以牧养为主导的处境化。
我们提到处境化，常常只是把它是一种在具体地区或文化中服事的工具，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外衣”。
但其实处境化并非仅仅为了因地制宜，而是一种为灵魂“争战的兵器”，帮助我们拆毁那些阻碍人们内心认识和接受上帝的屏障，如福音的宣讲者保罗说的：“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因此，处境化叙事并不是要改变福音的内容，而是改变福音进入心灵的切入点，让福音的大能可以更精准地去攻破那些时代痛点。
针对特定群体设计叙事逻辑用于牧养，过去几十年来最经典的当代案例是华理克创办马鞍峰教会时的方式。华理克提出，牧者在牧会前必须打破“面目单一”的群体想象，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调研勾勒出教会所在社区的典型听众画像 。所以，他们设定了“马鞍峰人山姆”的听众画像，这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重视家庭、生活优渥却深感压力、对传统宗教说教持有戒心的典型南加州居民。透过这种精准的“听众画像”分析，牧会不再是照本宣科的填鸭式培训，而是将福音的大故事嵌入到这些“山姆”们关心的“生存处境”与“内在焦虑”之中，从而让福音故事能够精准地回应灵魂需要。
这样的实践并非仅仅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其他的国家。其实，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比如，柏格理19世纪末到云南的大花苗族中传教时，并非简单否定其原有宗教体系，而是将苗族关于“至高神”与“失落启示”的文化记忆，重新诠释并纳入圣经的救赎历史之中，引导受众在熟悉的叙事框架中，告诉他们你们所知道的那位“至高神”就是圣经中启示的这位上帝，你们那个“失落的启示”就是神的话，现在圣经带回来了。
再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农村人经历了许多疾病、贫穷和苦难，内心总是认为人生充满不安和风险，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日常多，出现了许多“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病就得医治”、“信耶稣，婆媳不吵架了“这样大量的见证这是在农村教会兴起的过程中，围绕羊群“苦难、平安、伦理与意义”等不同的经验形成了多种叙事表达的路径。而这些路径的共同特点，是将福音的大故事嵌入到个人生活经验熟悉的小故事之中，最终被引入到那个“救赎的故事”。
近十多年来，伴随着城镇化和社会转型，中国教会所服事的羊群面临着许多新型的问题和压力，因此在牧养中，不少基层教会的处境化叙事，其实已经有意无意的逐渐从“外在生存处境”（如贫穷、疾病）转向“内在存在处境”（如身份焦虑、情感创伤与意义危机）。比如面对“内卷“的焦虑，一些讲道强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面对原生家庭创伤成为公共话题，有小组会告诉信徒：“但圣经启示一位完全的父，在天父里面，你被接纳、被爱、被修复。”这些都是中国教会针对当下人群“卷”“浮”“孤”或“空”等的灵魂困境，对处境化叙事灵活而碎片化的应用。
结语
回顾历史，在不同的时代，福音的初期见证者和全球宣讲者们面对复杂的人群，提供了不同的叙事方式。这让我们看到，耶稣不仅是灵魂的救主，更是人类所有文化和心理范式的终极答案。
今天，虽然时代巨大变迁、文化更趋多元、羊群比之前更为复杂，但历史已经证明：福音可以直面不同人群的灵魂大哉问。
作为福音见证者的我们，在当下更需要创造性地去传承处境化叙事，不管是在准备讲章时做听众画像分析，还是在小组中针对特定群体进行本土课程创作，或是抓住某个时代心理的痛点带出福音信息等，都是进行牧养叙事重构的有益尝试。相信唯有当我们更多挖掘处境化叙事的潜力，才有可能让“时代痛点”成为“见证之钥”。（END）
文/王璐德
